荧惑晶华赤，醍醐气味真。如珠未穿孔，似火不烧人。杏俗难为对，桃顽讵可伦。肉嫌卢橘厚，皮笑荔枝皴。琼液酸甜足，金丸大小匀。

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沈杨二舍人阁老同食敕赐樱桃玩物感恩因成十四韵》中写下的句子，其中“荧惑晶华赤”是写樱桃的红润。荧惑，即今天所说的火星。

火星与地球一样，都在太阳系生命宜居带上，从理论上说，金星、火星、地球都可能孕育出生命。但41亿年前，一颗小行星正撞上火星，将其外壳直接撞碎，内核中氧化铁等喷发到表面，使它变成红色。

撞击后，火星内核变冷，磁场随之消失，以致难以吸附大气层。火星上原本丰富的水源渐消失，目前主要以冰的形式，保存在两极。看过美国大片《火星救援》的人知道，火星上常年沙尘暴，一刮就是几个月，已不太可能存在生命。火星风速可达米/秒，远超地球上最大风速60米/秒，但气压不足地球的1%，不可能出现《火星救援》中，火箭被大风吹倒的情况。

因颜色赤红，古代东西方对火星均不抱好感。西方人称它是战神，主杀戮，东方人则将它视为“灾星”。然而，自伽利略后，西方人对火星的兴趣与日俱增，东方人对它的兴趣反而降低了。其中幽微，值得钩沉。

元代张渥《九歌图》中的东皇太一

古人崇拜另一颗“火星”

在古代中国人眼中，有两颗“火星”，一是今天的火星，另一是“大火星”，后者更受重视。

大火星是一颗类似太阳的恒星，即心宿二，它亮度高，运行规律，可用来确定季节。比如《诗经》中“七月流火”，就是说此时大火星开始从西方落下，表示夏去秋来，气候变冷。

古人依据大火星的方位来确定行动时间：大火星在黎明时出现在东方，即夏历九月，人们开始修路；大火星在黄昏时出现，即夏历三月，王室会打开冷库，将藏冰分给贵族，即“火出而毕赋”。

商代时，设有专门的火正官，负责祭祀大火星，并建火星台，观测其变化，由此形成了寒食的民俗——当大火星消失时，全民禁火，以确保当年好收成。周代时，王室会派官员到民间，摇着木铎，通知禁火，即“仲春，以木铎修火，禁于国中”“季春出火，民咸从之”。

直到“三月出火”，即大火星又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，百姓才可以生火做饭。该习俗后与晋国大贤介子推被烧死在山中的传说结合，但介子推只是方国的士人，在当时属平民阶层，不在贵族之列，且他不可能在出生前便影响周朝礼制。

在屈原的《九歌》中，有《东皇太一》，是写给东皇太一的祭祀诗，有学者认为，东皇太一就是大火星，因楚国的祖先祝融氏曾任火正，颛顼氏“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”，所以楚人有大火星崇拜。

《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》中的荧惑，传明代仇英绘

长得丑只好背污名

与大火星受宠不同，真正的火星不入古人法眼。

火星离地球更近，易被观察到，但从地球看，火星的运转实在奇怪。它公转周期是天，相当于地球的一年多，两星时远时近，平均天相会一次（有时是天，有时是天）。

火星的公转轨道与地球不一样，地球更接近圆形，火星则相对椭圆。所以地球人看到的火星，天与太阳同方向运行，72天逆行，然后又是天顺行。在逆行过程中，会出现“荧惑守心”“火星冲日”等现象。

古人原本对颜色可怕、忽远忽近的火星就没什么好感，见它“突然”出现在天空的其他领域，自然心生恐惧。称它为“其行无常，司无道之国”，《史记》中说：“荧惑为孛，外则理兵，内则理政。故曰‘虽有明天子，必视荧惑所在’。”

其中“荧惑守心”，即火星停留在心宿中，尤其让古人不爽，被认为是“大人去政，主去其宫”的恶兆。这种情况大概每80年发生一次，此外，每40年会出现一次类似“荧惑守心”的现象，恰好契合了古代农耕社会超大饥荒的发生概率。

传统农耕生产效率低，饥荒年年有，每10多年会发生一次大饥荒（清中期以后，因人口增长过快，每七八年便会发生一次），超大饥荒的频度则为每40至50年一次。造成超大饥荒的原因很多，如火灾、水灾、地质灾害、瘟疫、战争等，很难归因，把脏水泼在火星的头上，简单方便，且没人喊冤。

所以，古人直称火星为荧惑星。

汉代童谣被列入官修志书

汉代是栽赃火星的鼎盛期，汉人创造性地将“儿童传谣”与“荧惑害人”两个传统合为一体。

“儿童传谣”始于西周末年的“檿（音如眼）弧箕服，实亡周国”，本是一则童谣，檿弧箕服即桑木做的弓、箕草做的箭袋，周宣王听到后，派人立刻去捕杀一对售卖弓箭的夫妇，夫妇出逃途中，遇周天子宫中小妾所生一女婴，便收留了她。夫妇二人逃到了褒地，女婴长大后，褒地因得罪了周，献此女于周，即褒姒。入宫后，褒姒深得周幽王宠爱。在她建议下，周幽王“烽火戏诸侯”，后犬戎伐周，诸侯不肯救，西周遂亡。

躲来躲去，周还是亡了，所以《国语》说：“天之命此久矣，其又何可为乎？”

先秦童谣毫无儿童特征，不仅话题都是成人的，用词、押韵也无童趣，这些政治预言可能是《周易》爻辞的延伸。在《左传》中，记录了许多童谣，比如：

丙之晨，龙尾伏辰，均服振振，取虢之旂。

鹑之贲贲，天策炖炖，火中成军，虢公其奔。

预言在丙日（每月3日、13日、23日这三天）时，虢国将被晋国所灭。这可能是流落民间的方士利用占卜术，提出自己的观点。其辞鄙俗，被视为儿语。很少被高层采纳，却又经常言中，遂有“谶语”意味，即事后应验的话。

据学者张梦倩、杜成宪在《“荧惑说”与“童子之精”》中钩沉，自《汉书》始，童谣开始被列入官修志书之“五行志”，周作人甚至称这是童谣的“五行志派”。

汉代谣谚为何这么多

汉代谣谚大兴。据学者王轶统计，两汉存今谣谚多达余首，其中谶谣49首，政治评判类83首，远多于实用的农家谣谚13首。

一方面，汉代较迷信，谶纬术成主流。

汉高祖刘邦说：“吾甚重祠而敬祭，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，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。”

当时长安官设的神职即有梁巫、晋巫、秦巫、荆巫、九天巫等职业分工，即：“其梁巫，祠天、地、天社、天水、房中、堂上之属；晋巫，祠五帝、东君、云中、司命、巫社、巫祠、族人、先炊之属；秦巫，祠社主、巫保、族累之属；荆巫，祠堂下、巫先、司命、施糜之属；九天巫，祠九天。皆以岁时祠宫中。”

汉武帝曾说：“嗟乎！诚得如黄帝，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。”

到王莽时，更是“崇鬼神淫祀，至其末年，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，凡千七百所，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”。

另一方面，儒生为得到重用，顺应“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”，苦学谶纬术。

为将谶纬与儒家观念结合起来，汉代儒生特别重谣谚，保存至今的汉代谣谚中，90%出自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正史，都是儒生所留。在西汉，有“风俗循行制度”，即考察地方谣谚，作为监察吏治、考核地方的重要依据。

《汉官典职仪》中提出，考察地方官依靠“六条问事”，其中第三条即是否出现“山崩石裂，妖祥讹言”，东汉时，光武帝、明帝也曾“以谣言为单词，转易守长”，甚至增设了“举谣言”的新官考核机制。

受二者影响，汉代谣谚特别多。

宋摹本《梁令瓒星宿图卷》

多数“荧惑守心”是误记

汉代谣谚的社会影响大，且汉代天文学也偏迷信，官设太史待招，“三十七人，其六人治历，三人龟卜，三人庐宅，四人日时，三人易筮，二人典禳，九人籍氏、许氏、典昌氏，各三人，嘉法、请雨、解事各二人，医二人”，干正事的还没算命的多。

最早将童谣与火星结合起来的，是思想家王充，他说：“天地之气为妖者，太阳之气也。妖与毒同，气中伤人者谓之毒，气变化者谓之妖。世谓童谣，荧惑使之，彼言有所见也。荧惑火星，火有毒荧，故当荧惑守宿，国有祸败。火气恍惚，故妖象存亡。”

王充与班彪（班固的父亲）是太学的同学，因钦佩后者的学问，自认为弟子。班固年幼时，王充曾称赞说“此儿必记汉事”。可见，班固开“五行志派”，多记谣谚，绝非一时兴起。

到魏晋时，童谣与火星的关系被写入正史。据《晋书·五行志》：“孙休永安三年（年），将守质子群聚嬉戏，有异小儿忽来言曰：‘三公锄，司马如。’又曰：‘我非人，荧惑星也。’言毕上升，仰视若曳一匹练，有顷没。”

4年后，蜀国灭亡，6年后，魏国被司马氏篡夺，21年后吴国灭亡。跨度如此之大，恐怕很难视为“应验”。

学者黄一农先生曾就正史中记载的“荧惑守心”进行研究，发现共出现23次，其中17次竟“不曾发生”。而西汉后实际发生40次，大多数未见记载。学者刘次沅、吴立旻则从正史中找出25条相关记录，其中只有10条准确，其余多有误记、错记成分。

学术精细化迷信露马脚

黄一农先生认为，古代占星有为权力斗争而捏造的成分，刘次沅、吴立旻则认为，传统儒生缺乏科学训练，难免错讹。但还有一种可能：记录模糊，才能勉强与现实匹配，带来心理安定。

汉成帝绥和二年（公元前7年），出现荧惑守心，这是一次错误的记录，汉成帝却让宰相翟方进替皇帝自杀，翟装傻，反复拖延，汉成帝气坏了，派尚书令去翟家，追究“政事不治，灾异并臻，百姓穷困”之责，还赐给他酒十石、牛一头，让他“审处焉”。翟方进没辙，只好自杀。可他死后不久，汉成帝也“崩于未央宫”，还是没躲过去。

唐代时，官员按星空分布设置，火星长期停在哪，相应官员就要辞职。

学术可以精细化，迷信一精细，便露出马脚。在唐代，长孙无忌、萧瑀等名臣均因火星问题而辞职，都被唐太宗驳回。

明崇祯十一年（年）四月，“荧惑守尾”多天才退，吓得崇祯要“素服减膳，其诸臣各引罪修省”，杨嗣昌则上书批评说：“臣闻月食五星古来变异史不绝书，然亦观其实政事，相感灾详之应，不一其致。”

可见，随着记录增多，人们会逐渐从蒙昧走向理性。但在封建时代，平民不许私观天象，违者处死。相比之下，随着望远镜发明，西方人对火星的兴趣越来越浓，上世纪初到50年代，近半数西方人相信有火星人。

科学是无尽的前沿，只有保持好奇心，勇于探索，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。祝融号成功登陆火星，正是跨越历史羁縻的重要一步。

（原标题：古代谣谚里火星为什么被误解？)

来源：北京晚报作者：蔡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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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来源：北晚新视觉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