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符二年（年），尚贬居海南的苏轼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在惠州夜登合江楼，月色如银，韩魏公（韩琦）跨鹤来访，告诉苏轼说：“被命同领剧曹，故来相报。”苏轼相信：他日北归中原，当不久也。

此时的哲宗皇帝年方24岁，蔡卞与章惇等人权势煊赫、如日中天，没有任何让苏轼回归中原的端倪，有宋一朝流人死于贬所乃寻常事，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苏轼，却相信自己可以携带儿子苏过回归中原。

苏轼初至海南岛，曾发“何时得出此岛？”之问，转念却做“岂知俯仰之间，有方轨八大之路！”之想，苏轼是典型的成长型思维。

南宋朱弁的《曲洧旧闻》记载：东坡在儋耳，谓子过曰：“吾尝告汝，我决不为海外人。近日颇觉有还中州气象。”乃涤砚索纸笔，焚香曰：“果如吾言，写吾平生所作八赋，当不脱误一字。”既写毕，读之大喜，曰：“吾归无疑矣。”后数日，而廉州之命至。

回归中原的意念一直萦绕于心，苏轼在海南时曾给儿子苏过说：我绝对不会终老海外，最近我觉得可能很快就要归还中州了。苏轼为了验证自己所言属实，他备好笔墨纸砚，焚香祷曰：如果真如我所言即将返还中州，书写自己做过的八篇诗赋，当不会有一字偏差，写完后果然一字不爽，苏轼大喜过望说：“吾归无疑矣。”

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认为：心理暗示是人类最简单、最典型的条件反射。从心理机制上讲，它是一种被主观意愿肯定的假设，不一定有根据，但由于主观上已肯定了它的存在，心理上便竭力趋向于这项内容。中国人常说的“心想事成”，与西方的“皮格马利翁效应”，有着共通的心理学依据。

苏轼用心理暗示的方式激励自己、鼓励儿子。

图｜赵孟頫作苏轼像

元符三年（年）春正月初四，哲宗患病不再临朝。初九，把太宗皇帝画像恭敬安放在景灵宫大定殿。初十，大赦全国，免除百姓租税。十一日，哲宗逝世。皇太后宣布遗命，由哲宗的弟弟端王在灵柩前即皇帝位，是为宋徽宗。

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，徙苏轼于廉州（今广西合浦），进《移廉州谢上表》：

使命远临，初闻丧胆。诏词温厚，亟返惊魂。拜望关庭，喜溢颜面。否极泰遇，虽物理之常然；昔弃今收，岂罪余之敢望。伏膺知幸，挥涕无从。中谢。伏念臣倾以狂愚，遽遭谴责。荷先帝之厚德，宽萧律之重诛。投彼遐荒，幸逃鼎镬。风波万里，叹衰病以何堪；烟瘴五年，赖喘息之犹在。怜之者谓之已甚，嫉之者恨其太轻。考图经止曰海隅，其风土疑非人世。食有并日，衣无御冬。凄凉百端，颠踬万状。恍若醉梦，已无意于生还；岂谓优容，许承恩而近徙。虽云侥幸，实有夤缘。此盖伏遇皇帝陛下，道本生知，性由天纵。旧劳于外，爰及小人之依；堪家多艰，鉴于先帝之德。奉圣母之慈训，择正人而与居。凡有嘉谋，出于睿断。悯臣以孤忠援寡，察臣以众忌获愆。许以更新，庶使改过。天地有造化之大，不能使人之再生，父母有鞠育之恩，不能全身于必死。报期碎首，言岂渝心。濯于淤泥，已有遭逢之便；扩开云日，复观于变之时。此生敢更求荣，处世但知缄默。臣无任。

在谢上表中，苏轼丝毫没有隐匿自己听人口传使命将临、未知祸福而失魂丧胆的囧态，看到诏令后，发现诏词用语温和敦厚，一颗悬着心才落在了心窝，六十五岁的老苏轼喜极而泣，泪流满面；烟瘴五年，苟延残喘，爱怜苏轼的人感觉对他的处分过重，妒忌他的人只嫌对他处理得太轻；虽蒙恩得返，苏轼犹恍若醉梦之中，五年所处之地，其风土人情常常令苏轼感到所处非人间，苏轼表示，此后余生不再追求荣名，只以缄默处世。

元符三年（公元年）六月十七日，谪居海南三年的苏轼，起身北归，六月二十日渡海到雷州，夜宿兴廉村，作《夜雨重宿兴廉院》：

芒鞋不踏名利场，一叶扁舟寄渺茫。

林下对床听夜雨，静无灯火照凄凉。

第二天，苏轼一行从海康（雷州）赴合浦时遭连日大雨，桥梁尽坏，水无津涯。有人劝他乘蜓舟经海路到白石，六月三十一日夜，苏轼一行泊舟宿于海上，天水相接，疏星满天。儿子苏过鼾声如雷，苏轼起坐四顾，一声长叹：吾何数乘此险也！难道平安度过徐闻，要困厄于此乎？苏轼环视船上其所撰的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论语》等书稿，世间并无别本，抚之而叹：“天未丧斯文，吾辈必济！”。苏轼果然得济沧海，平安无事，于七月四日到达合浦。

图｜苏轼像，载于《晩笑堂竹庄画传》

元符三年（公元年）八月二十四日，苏轼奉诏告迁舒州团练副使、量移永州，永州即柳宗元《永州八记》所在。苏轼取道广州越大庾岭赴永州，到广州已是九月底了。

阴历六月至九月间，正是岭南溽暑难挨的季节，六十五岁的苏轼，北还心切，一路奔波，沿途老友故旧，迎来送往，秉烛夜饮，倾杯无余；苏轼自号老饕，儋耳三年，食不果腹，骤然得食，难免失度；“苏门四学士”之秦少游故于贬所，瘴疠外侵，肝胆内摧，到广州后苏轼病倒了。

儿子苏迈、苏迨携子女眷属与苏轼在广州相会，苏轼在广州耽延月余，于十一月上旬继续赶往永州。

苏轼行至南岭山脉东南部的英州（今广东英德）时，接到朋友传来的消息说，圣旨已下，授苏轼朝奉郎、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。诏令让苏轼骤然从缧绁之中，复还自由，他喜出望外，做谢上表曰：

七年远谪，不自意全，万里生还，适有天幸。骤从缧绁，复齿缙绅。伏念臣才不逮人，性多忤物。刚褊自用，可谓小忠；猖狂妄行，乃蹈大难。皆臣自取，不敢怨尤……。

玉局观官职是宋朝的祠禄官，无职事，但俸禄优裕，成为了仕途不顺者的差遣，北宋京师有玉清昭应宫、景灵宫、会灵观、祥云观等庙宇，在外亦有宫观，如杭州洞霄宫、亳州明道宫、华州云台观、成都玉局观等。诸宫观置使、副使、判官等，又有判举、提点、都监、管勾等名，统称宫观官，亦称祠禄官，以宰相、执政、翰林学士等兼领。宋初，大臣年老不能任事者，亦常命为祠禄官，不理政事而予俸禄，以示优礼。神宗熙宁后，整顿吏治，凡疲老不任事者，皆使任祠禄官。司马光有诗云：

官名为玉局，已与俗尘疏。

钟出寒松迥，香凝古殿虚。

乡闾非甚远，俸禄岂无余。

谁道神仙乐，神仙恐不如。

玉局观的职务被深谙官场之道的司马光视为“神仙恐不如”的职位。玉局观看似闲职，对苏轼却意义重大，令他从戴罪之身得还自由，重跻缙绅之列，为他此后的进一步被拔举奠定了基础。建中靖国元年（年）正月，苏轼过大庾岭，作《过岭二首》，其一曰：

暂著南冠不到头，却随北雁与归休。

平生不作兔三窟，今古何殊貉一丘。

当日无人送临贺，至今有庙祀潮州。

剑关西望七千里，乘兴真为玉局游。

苏轼提举成都玉局观，但不用去成都赴任，可以在任何一州择居，他期望能够回归故土，但“剑关西望七千里”，不能“乘兴真为玉局游”，让六十六岁的苏轼最后一次与故乡擦肩而过。

建中靖国元年（年）元宵节前后，苏轼一家到达虔州（今江西赣州），适逢赣江枯水期，要等到涨水后方可通航。四月，苏轼来到豫章（今南昌），得到弟弟苏辙家书，邀请苏轼一家去许昌居住，当年相约“夜雨对床”的苏轼兄弟，各自已为人父、人祖，一人相附便是一族相托，无论是苏轼还是苏辙都难以承担两大家人的衣食住行。苏轼兄弟虽然已经多年未某一面，彼此魂牵梦绕，挂肚牵肠，但为不徒增苏辙的负担，苏轼决定赴常州居住。

图｜三苏祠中苏轼像

元丰七年(年),苏轼调离黄州迁往汝州。途径真州（今江苏仪征），蒋之奇前来叙旧并为他购田置舍安排事宜。不久，苏轼得到消息：“有一小庄子,岁可得八百硕。似可足食”，令苏轼喜出望外。

苏轼上书皇帝《乞常州居住表》：“但以禄廪久空，衣食不继。累重道远，不免舟行。自离黄州，风涛惊恐，举家重病，一子丧亡。今虽已至泗州，而赀用罄竭，去汝尚远，难于陆行。无屋可居，无田可食，二十馀口，不知所归，饥寒之忧，近在朝夕。与其强颜忍耻，干求于众人；不若归命投诚，控告于君父。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，粗给??粥，欲望圣慈，许于常州居住。”

苏轼的凄凄惨惨戚戚没有打动宣仁太后，元丰八年(年)苏轼又书《再上乞常州居住表》,终得偿所愿：“苏轼告下仍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，汝州团练副史，不得签书公事，常州居住。苏轼作《归宜兴留题竹西寺》诗表达自己的喜悦：

十年归梦寄西风，此去真为田舍翁。

剩觅蜀冈新井水，要携乡味过江东。

道人劝饮鸡苏水，童子能煎罂粟汤。

暂借藤床与瓦枕，莫教辜负竹风凉。

此生已觉都无事，今岁仍逢大有年。

山寺归来闻好语，野花啼鸟亦欣然。

苏辙心里清楚哥哥苏轼不去许昌与其同住的原因，但架不住苏辙再三请求，苏轼终于同意携家人赴许昌。建中靖国元年（年）3月，苏轼由虔州出发，经南昌、当涂、金陵，5月抵达真州，6月11日，苏轼路过镇江，重游金山寺，看到李龙眠（公麟）为自己做的画像仍在寺庙的墙壁上，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，感慨系之，苏轼于画上题写了含悲带愤的《自题金山画像》：

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

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

哀莫大于心死。苏轼面对自己的画像，像揽镜自鉴，望着画中的自己，心中再也泛不起一丝波澜；但是身体还居无定所、四处漂泊，让他的灵魂不得稳妥安放。他喃喃自问：这一生你都干些啥，能够留在记忆中的只有黄州、惠州、儋州的十余年的谪居生活。

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关于苏轼的长相，不同的人心中的苏轼形象不同。笔者在四川眉山市三苏祠东园碑廊看到明代石刻东坡盘陀画像碑，这副画像由苏轼好友、北宋著名画家李龙眠为苏轼所画，明代洪武二十九年（年），朱安将此画镌刻成石碑，为东坡盘陀画像碑。

图｜东坡盘陀画像碑

碑画中的苏轼手持竹杖，盘腿而坐。黄庭坚云：“子瞻按藤杖坐盘石，极似其醉时意态。”我们常见的苏轼画像大多长髯飘飘，碑画中的苏轼却圆脸团面，胡呈八字，须短且疏，一缕颌下，稀疏有致，与大多人心目中的苏轼相去甚远。

黄庭坚在《跋东坡书帖后》中对苏轼的长相也做过详细的记述：“庐州李伯时（李龙眠）近作子瞻按藤杖，坐盘石，极似其醉时意态。此纸妙天下，可乞伯时作一子瞻像，吾辈会聚时，开置席上，如见其人，亦一佳事。”

金山寺《自题金山画像》可能就是上述所说的画像。

心力不济的苏轼，考虑时局变化不再赴弟弟苏辙的许昌之约，他想寻找可以安泊的港湾，不再漂泊不定，不再沐雨栉风，不再寄人篱下，不再仰人鼻息。

苏轼五月间行至真州时，一家长幼，多因中暑而卧病，苏轼自己也瘴毒大作，乘船至润州（镇江），苏轼多日昏迷不醒。到常州后，百病横生，四肢肿满，渴消唾血，不能进食，约二十余日。

苏轼已经预见自己大限将至，他上书要求致仕，他在《乞致仕表》中写到：

臣以老病，久伏瘴毒，顿赴道途。未至永州，特蒙圣恩，复授臣朝奉郎、提举成都府玉局观，外州、军任便居住。臣素有薄田，在常州宜兴县，粗了??粥，所以崎岖万里，奔归常州，以尽余年。而臣人微罪重，骨寒命薄，难以授陛下再生之赐，于五月间行至真州，瘴毒大作，乘船至润州，昏不知人者累日。今已至常州，百病横生，四肢肿满，渴消唾血，全不能食者，二十余日矣。自料必死。臣今行年六十有六，死亦何恨，但草木昆虫贪生之意，尚复留恋圣世，以辞此宠禄，或可苟延岁月，欲望朝廷哀怜，特许臣守本官致仕，臣无任。

据《邵氏闻见后录记载》：东坡自海外归毗陵（常州），病暑，著一小冠、披半臂，坐船上，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。东坡顾坐客曰：“莫看杀轼否！”

图｜李公麟《子瞻按藤杖坐盘石》图

苏轼活成了一道风景，他病中回到常州，著一小冠，身披背心坐在船上，运河两岸竟有千万人追着载有苏轼的小船观看，苏轼笑着对同船的人说：别把苏轼看死！

“看杀”典出《晋书·卫玠传》：“玠字叔宝，年五岁，风神秀异……京都人闻其姿容，观者如堵。玠劳疾遂甚，永嘉六年卒，时年二十七，时人谓玠被看杀。

钱世雄是苏轼的前同事，苏轼被贬黄州后，钱世雄派人专程送信问候，此后两人成为书信不绝的朋友。

建中靖国元年六月，病中的苏轼独卧榻上，慢慢起身对陪伴他的钱世雄说，要将后事托付。苏轼唯一遗憾的是他与弟弟子由，从他再次遭贬至今，未某一面竟成永诀，这是他最难以忍受的，除此之外，没有什么遗憾。

苏轼说完上述一番话，缓歇说：我在海外撰写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论语》三部书稿，今天全部交给你，希望你不要拿给人看，三十年后应当会有了解我的人出现。

苏轼说完，拿出藏书的箧笥，要打开时却发现钥匙不见了。钱世雄安慰苏轼说：我服侍先生时间还会很长，不至于就谈及此事。随即苏轼就迁居顾塘桥孙氏庭馆，钱世雄每天都会陪在苏轼塌前一会儿。苏轼与钱世雄倾心而谈，慨然追论往事与故人，时不时还拿出在岭南时期的诗文给钱世雄看，读到会心处两人相视而笑，苏轼的眉宇间散发出秀爽之气，映照坐人。

七月十二日，苏轼感到病稍好一点，说：“今日有意喜近笔砚，试为济明（钱世雄字济明）戏书数纸。”遂书惠州《江月五诗》。第二天，又为《桂酒颂》写了题跋，自此病情又有加重。

书生人情纸来还，苏轼知道自己将不久人世，对于钱世雄无以为报，只能用纸来偿还钱世雄对他的服侍之情。

七月二十三日，径山寺长老惟琳来看望苏轼，苏轼说：“万里岭海不死，而归宿田里，有不起之忧，非命也耶！然死生亦细故耳。”

二十八日，苏轼病危，家人用新丝絮（纩）放在其口鼻上，试看是否气息尚存，弥留之际的苏轼已经失去听觉，惟琳将嘴凑在苏轼的耳畔大呼：

“端明勿忘西方！”

“西方不无，但个里着力不得。”苏轼语毕而终。

苏轼去世前数日，梦中作诗寄朱行中,梦醒后，他记下梦中诗，自己也不知道诗的意思，此诗成为苏轼的绝笔：

舜不作六器，谁知贵玙璠？

哀哉楚狂士，抱璞号空山。

相如起睨柱，投璧相与还。

何如郑子产，有国礼自娴。

虽微韩宣子，鄙夫亦辞环。

至今不贪宝，凛然照尘寰。